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三重原则******
【专家视角】
作者:谢惠媛、常舒铭(分别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重视科技伦理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作为培育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重要摇篮,高校应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教育,把科技伦理纳入教学,培养德才兼备、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要取得成效,不仅要遵循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要求,而且要尊重教学规律,聚焦教育对象特点。具体而言,应遵循制度与意识并重、目标与责任并重、规制与引领并重等三项原则。
制度与意识并重
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导向性,是开展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然而,单凭制度本身不足以激发遵守规范的自觉,不足以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一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从根本上需要深层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作支撑。就行为性质而言,行为之所以被称作是道德的,主要是因为行为者具有道德认知和伦理自觉,自愿恪守道德规范,而不仅仅是因为行为表现得合乎道德。诚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道德行为是“对于道德价值有觉解,为道德而行的行为”。就制度现状而言,目前我国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有待完善、治理体系尚未成形,与科技发展相伴随的新问题往往倒逼制度作出回应,催生新的规则。在转型升级阶段,伦理意识尤为必要且重要。可以说,不管是制度出台前,还是制度执行过程中,科技伦理意识都是最后一道,也是最根本的一道防线。培养伦理意识与加强制度规范,共同构成科技伦理治理不可忽视的着力点。
围绕科技伦理治理的着力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双管齐下,激励学生把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需要。有调查表明,一些理工科学生对科技伦理抱有偏见,不重视学习规章制度,或者理解不全面、不透彻,处于“熟知而非真知”的状态。鉴于此,教师应一方面向学生系统讲解我国相关道德准则和法律法规,介绍国际社会伦理建议书或伦理指南,帮助他们明确科技活动有制可依、有规可守,另一方面给他们讲解道德的本质和功用等基本原理,并借助情景模拟或场景再现等方式,引导他们思考该情境中存在的伦理问题,使其强化伦理信念,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从而在价值理念上捍卫科技伦理的权威性。此外,高校还可通过辩论赛、知识竞赛、社会调研和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营造教育氛围,多渠道帮助学生把制度规范内化于心,自觉以制度为准绳,在科技活动中始终保持伦理敏感度,发现与抵制违反科技伦理要求的行为,在个体层面真正做到伦理先行。
目标与责任并重
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是有目的性的行为活动。这些目标不仅指向物的推进,关乎某一特定科技领域的突破,同时也应指向人的发展,体现“术”与“道”的有机统一。就《意见》而言,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目标、科技伦理原则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人之发展的高度重视。明乎此,才能理解“科技无禁区”的谬误,避免陷入技术“价值中立论”陷阱。与正确理解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培育责任感。责任与目标紧密相连,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科技活动更有可能减少“脱靶”概率、降低伦理风险,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目标与责任相辅相成,充分体现科技伦理的落脚点。
着眼于科技伦理的落脚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把握科技活动的目标,培养与提升社会责任感。当前,一部分大学生单纯关注技术的推进,却忽视技术的根本指向,忽略人的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应严格区分研究与应用,主张前者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不应为其设置禁区,也无须承担社会责任。但通观生命科学、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不难发现,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应用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加之,科技领域本身专业性强、技术壁垒高,事前风险研判难度大。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提醒我们,当代科学技术的可控性正变得越来越小,技术对人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清晰把握,只有通过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才能逐步呈现出来,但此时技术已对社会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对此,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引导学生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多个角度思考行为责任,负责任地开展创新性研究。
规制与引领并重
科技向善具体表现为,科技活动遵守道德准则,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伦理的作用首先表现为,给科技活动提供必要规范,避免其侵害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防止其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除此以外,科技伦理还应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引导科技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使科技更好地造福人类。换言之,科技伦理不仅要扮演好“守门人”角色,为制度制定、伦理审查和监管等提供价值支撑,而且还应为研究指引新方向、提供新空间。
从科技伦理的作用功能出发,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掌握与守好科技活动的底线和红线,同时帮助他们合理把握人与技术的共在关系,多维理解生活图景,使其在深化认识过程中激发主动性和创造力,以科技呈现生活的丰富样态,避免技术应用挤压生活空间而导致生活扁平化。这是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良性互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助推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事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事关科技发展方向,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基础性、长远性要素。必须坚持正确原则,切实做到意识与制度并重、责任与目标并重、引领与规制并重,在培养更具伦理精神的未来科技工作者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5版)
中国跆拳道队:压力中求变******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跆拳道队仅获得一枚铜牌,经历了无比苦涩的艰难时刻。
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国跆拳道队在压力下求变、在低谷中奋起,全年在国际赛事中收获36枚金牌、27枚银牌、33枚铜牌,一批优秀的新生代队员在大赛中崭露头角。
面对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跆拳道队正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备战集训。
去年成绩达预期
“跆拳道这个项目有其特殊性,上一届奥运会刚结束,下一个奥运周期的积分赛马上开始。”中国跆拳道协会主席、国家跆拳道队主教练管健民说。东京奥运会激发了整个国家队的决心,一定要在国际大赛中证明自己。
自去年5月以来,中国跆拳道队总共参加了10余站国际赛事,包括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总决赛、世锦赛及亚锦赛等重磅赛事。去年12月,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大奖赛总决赛上,中国选手骆宗诗和张梦宇获得1金1银。2022年,中国队共收获36枚金牌27枚银牌33枚铜牌。
“总体来看,国家队完成了赛前的既定目标。”管健民说,“很多年轻运动员顺利融入国家队,每个级别都有运动员战胜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等高手,实现了新突破,积累了比赛经验,增强了信心。”
在管健民看来,刻苦训练取得了理想效果,这是队员在2022赛季国际赛场上成绩优异的重要原因。
一系列佳绩中,骆宗诗表现突出。从东京奥运周期到巴黎奥运周期,她从昔日的陪练逐渐成长为跆拳道队的“领头雁”。24岁的她在过去一个赛季所参加的10站比赛中全部夺冠。在2023年最新一期的奥运积分排名中,骆宗诗在女子57公斤以下级高居榜首。
“这些成绩让我获得了很多奥运积分,这些比赛让我进一步增强了信心,使我在赛场上更自信、从容。”骆宗诗说。
年轻球员露头角
在骆宗诗看来,自己取胜的关键在于发挥了技术优势,而这也是国家队在接下来的训练中着重努力的方向。
1月10日,2023年第一期国家跆拳道队集训在山西体育中心开始。参加集训的38名运动员之中,梁育帅、郭清等不久前也在世锦赛中登上了领奖台。
巴黎奥运会临近,今年的集训对备战奥运新周期至关重要。“集训将狠抓细节,第一是强化体能,第二是强化运动员的特长,第三是提升运动员的优势技术。”管健民介绍了今年集训的3个重点。
管健民介绍,目前国家队很多队员都是00后,“年轻选手有拼劲儿,但比赛中需要发挥优势技术,具备有效得分点。因此培养队员学会运用所擅长的得分技术十分重要。”
骆宗诗、梁育帅等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角,他们已经成为其他对手研究的目标,在今后的比赛中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动力,督促自己不断刻苦训练、取得进步。”骆宗诗说。
管健民说:“新的一年,希望队员从心理素质到适应赛场环境,再到运用技术控制对手等方面都取得大的提升。”
全力以赴争“门票”
根据巴黎奥运会跆拳道项目的参赛资格获取规则,8个级别中每个级别的奥运积分前5名将为各自国家(地区)奥委会获得1个参赛席位。目前,除了骆宗诗在女子57公斤以下级中具有较大优势外,中国队选手当中只有男子58公斤以下级的梁育帅和女子49公斤以下级的郭清位列前10。
管健民表示,进入巴黎奥运周期,年轻队员需要从零开始追赶其他国家(地区)奥委会运动员的奥运积分,刚开始的差距会比较大,“因此对年轻队员来说,更需要争分夺秒。”
可喜的是,在2022年的比赛中,一些国家队队员已经在各自级别中迎头赶上,张梦宇、左菊、孟明宽、宋兆祥等目前都已达到前20名左右的位置。能否在积分榜上更进一步,取决于他们在2023赛季的发挥。
管健民列出了今年国家队即将参加的重点赛事,除3站世界跆拳道大奖赛分站赛和1站总决赛外,世锦赛还将于5月底到6月初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比赛将产生大量的奥运积分。此外,今年还将有两站世界跆拳道大满贯赛事在江苏无锡进行,大满贯赛事总成绩第一名同样可以获得1张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因此,2023年共有7场重要赛事等待国家跆拳道队队员发起冲击。
“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希望在2023年更上一层楼,中国跆拳道队会全力以赴。”管健民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1月18日第09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